从《寻找现代文坛的失踪者-李词佣》透视其历史文化意义
（一）缘起
新加坡联合早报在2023年1月5日刊登了作者余云的《翻车前他在读李词佣》，提到郁达夫/温梓川与李词佣当年一段文学交往逸事（注1）。进而引述福建师范大学袁勇麟教授专文《寻找现代文坛的失踪者：李词佣》，其实袁教授还有一篇《文学的微光-李词佣》（注2）一再感叹文学界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从福建诏安南下旅居槟城十余年，从事教学及期刊编辑的李词佣之文学创作研究的缺失（注3）。袁文提到李词佣在1936年于南京出版《槟榔乐府》及1937年于上海出版《椰阴散忆》散文集，充满南洋风情，推论可能尚有其他诗文刊登或散落在新马及中国报章期刊的作品有待搜集研究，裨以还原战前之现代中国及新马文学的一段历史空白。
有资料显示李词佣应该是在1924年南下马来半岛的槟城，初任同善小学老师及期刊编辑，1929年当钟灵中学扩校期间加入教职，在三十年代中期因故（或是养病）离开槟城回中国，因缘巧合活跃于上海文化界，后来日军入侵上海，‘淞沪会战’于1937年8月13日爆发，李词佣在1938年回到槟城钟灵中学任职，直到1942年被汉奸指认而为日军杀害。这是另一个中国南来文人命运之殇，其中蕴含的历史文化意义让笔者萌生兴趣，决定响应福建师范大学袁勇麟教授的号召，一起《寻找现代文坛的失踪者-李词佣》走过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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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余文提到郁达夫1939年1月11日发表于《星洲日报》副刊《晨星》的《覆车小记》描述了他在旅马途中遇到火车出轨翻覆，而当时他正在阅读李词佣不久前刚赠送的《椰阴散忆》散文集。
笔者按：郁达夫在【槟城三宿记】（原载一九三九年一月四日《星槟日报》）对这次槟城之旅有作交待：“此番的下南洋，本来是为《星洲日报》编副刊来的。但是十二月廿八日到星洲，两日过后便是新年的假日。却正逢星洲的兄弟报，槟城《星槟日报》，于元旦日开始发行，秉文虎先生之命，又承星槟诸同事之招，谓“值此佳期，何不北来一玩！”于是乎就青春结伴，和关老同车，驱驰千五百里，摇摇摆摆地上这东方的花县来了”。
这时原籍槟城的温梓川曾与郁达夫结识于1935~1936年上海暨南大学的文学活动，喜闻郁达夫到老家槟城度假兼出差，特邀亦是文学爱好者的李词佣伴行会见，至于李词佣在这之前是否与郁达夫结识待查。
注2
袁勇麟教授撰写的（1）《文学的微光——寻找李词佣》（2018年11月号《香港文学》）（2）《寻找“现代文坛失踪者”–李词佣》（2019年10月23日北京《中华读书报》）。通过系列研究，查悉李词佣出身福建诏安县立师范，经同乡内兄陈少苏邀荐赴槟城任教，先在同善小学，后加入钟灵中学，他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由许地山等人创办的文学研究社的早期会员。出版著作《槟榔乐府》（1936年12月在南京出版），《椰阴散忆》（1937年11月在上海出版）尤其后者有明细篇目介绍，袁教授亦深入搜集李词佣曾在于槟城及新加坡报刊杂志发表含旧体诗词，散文及赈灾抗日爱国文字，还发现在上海《女子月刊》发表对南洋妇女的九篇专题论述。李词佣不幸于1942年在二战的日治槟城时期被杀害，袁教授呼吁“中国现代文学史不该忘记李词佣，马华文学史应该记住李词佣”。
笔者按：李词佣的《椰阴散忆》共有十五篇散文，分别是《摘椰子》《橡园》《椰花酒间》《珠子拖鞋》《番粿》《咖啡》《冲凉》《大伯公诞》《鳄鱼》《纱笼》《蛇庙》《湖光之忆》《爱国捐》《归》和《榴莲》，从标题就可以看出文章富有浓郁的南洋味，但由于时代久远，难以溯源查阅。至于《槟榔乐府》八十八首，尚可通过李词佣的原名李继熙，在百度及谷歌的网络渠道，点击赏读。
注3
《华人头条文化频道》2018-08-立题《大批华文作家为何连续3年集结槟城采风》提到：七次到槟城的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袁勇麟，是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专家。“我每一次到槟城来，都带着一个文学研究课题，此行将专注搜集和研究槟城华文作家李词佣的作品。”李词佣曾在槟城钟灵中学任教，袁勇麟教授满怀希望地来到这里，然而这所101年的老华校，没有李词佣的任何书籍或墨宝，更无人晓得大作家郁达夫曾捧读过他的散文集《椰阴散忆》及他的词作集《槟榔乐府》当年是如何的“蜚声词坛”的，言下之意抱有几分惋惜与遗憾。虽然在钟灵中学的老师和学生们的心目中，李词佣老师的最辉煌之作，或是二战中奔走抗日、英勇献身的精神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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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千里有缘一线牵：福建诏安李词佣与槟城钟灵中学
事实上，笔者尝试通过钟灵中学的一些文献期刊文字记载，还是可以追溯到1929~1935年以及1938~1942年期间，李词佣任职槟城钟灵中学长达11年的历史足迹，裨以还原他精彩的文学创作和抗日救国的峥嵘岁月。
（1）《槟城钟灵中学殉难师生荣哀录》
历经战火糟蹋的钟灵中学，在1946年复校，该届董事会为了怀念日治时期殉难的师生，特地铸造了“钟中殉难师生纪念碑”。序文下列殉难师生姓名，包括教师6名学生46名，合计52名，其中教师陈词佣名列榜首。
谨摘录《槟城钟灵中学殉难师生荣哀录》相关原文如下：
赞曰：南诏望族，北海名流。效忠党国，曾建嘉猷。槟榔乐府，誉震南国，可歌可泣，洗耻复储，震叟敬题。
李词佣君，年三十八岁，福建诏安人，任本校初中三国文兼历史教员。
蒙难时日与地点：民国三十一年四月六日晨四点，由日宪队，至浮罗地滑豆蔻店八号屋逮捕入狱。
殉难时日及地点：同年六月五日夜，因为遭受倒吊毒打及灌水等酷刑，不堪支持，在四坎店狱中殉难。（笔者按：Kha-ku-keng 即是监狱，坐落在柑仔园Dato Kramat Road中段的四坎店区域）。
小史：君擅长新旧文艺，尤精究词曲，与内兄陈少苏君，并称二绝，著有《槟榔乐府》及《椰阴散忆》二书，梓行问世，七七启衅后由于上海回槟城，仍执教钟中。民国三十年，推举为国民党驻槟直属支部执委，并任励志新生月刊主编；在抗战期间，参加救亡工作甚力，自日寇陷槟后，几度逃避山间，不为其代作宣传文字，惟因老母逝世，发生经济问题，不得已出面欲谋小本生意，不久就被暗探窥伺，指捕入狱，壮烈牺牲，哀哉！遗妻一，已再醮，子二，长十七岁，肄读钟中，次四岁，由其母代抚养。
（2）钟灵校友王慷鼎《文采风流的华文老师》编号6对其有作介绍：（注4）
李词佣师(1904~1942)，福建诏安人，生于原籍，毕业于诏安县立师范。李师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是诏安宿儒，颇有名气。‘钟灵三老’之一的陈师少苏，及中国知名文化人香港大学文学院院长许地山教授，都是入门弟子（注5）。加上陈师少苏与李师词佣又是内兄弟的关系，因此，上世纪二十年代初，陈师在槟城同善学堂担任校长时，即把李师邀到同善教书，1929年转到母校（钟灵）担任国文教席，任职到11年。（见温梓川的《瘐死狱中的李词佣》及《文人的另一面》）。
李师不但诗词了得，而且对词曲的研究也是很有心得。受聘于母校后，与他的内兄词家陈师少苏（也早在1923年钟灵增办中学时转来教席）有词坛“二绝”之称（注6）。此外，他还擅长白话文创作，南来之后，最迟于1923年便开始在槟城的报刊投稿。
李师作品发表的园地很广，除了槟城《光华日报》之各种副刊如《光华杂志》《明新文艺》《灿烂》《南斗》《先驱》及期刊如《钟灵月刊》及他自己主编-槟城励志社出版的《新生月刊》外，更经常在新加坡《星洲日报》由郁达夫主编的《晨星》副刊，及上海《妇女杂志》《女子月刊》与《新时代月刊》等刊物发表作品。
七七抗战军兴后，李师除了担任《新生月刊》主编外，还与其他母校老师如陈师少苏，谢师幼青，汪师起予及吴师苹望等联合发起筹办《民国日报》，加强抗日团结。1941年，李师被选为国民党驻槟城直属支部执委。
李师南来后的著作，在战前汇集成册出版的有《椰阴散忆》及《槟榔乐府》两种。
1941年12月底日寇入侵槟城后，李师逃避山间，不肯事敌。后因经济困难，露面从事小本买卖，不幸被敌探窥伺识破，于1942年4月6日被捕入狱，囚禁在四坎店牢房达二个月，日受毒打灌水等酷刑，不堪支持，于6月5日夜在狱中殉难，年仅3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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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
可参阅《槟城钟灵中学校史论集》（陈荣照主编，王慷鼎，叶钟铃，陈闻察撰著），2007年8月由钟灵中学（新加坡）校友会出版。以及《槟城钟灵百年校史》（陈荣照主编，陈闻察，陈金明，陈是呈撰著），2017年6月由槟州钟灵中学董事会出版。
注5
王慷鼎《文采风流的华文老师》编号2有如下介绍：
陈少苏（1885~1943年），福建诏安人，1906科举废除转新制，毕业于漳州芷山旧制中学，曾在漳州第二师范学校国文教席（笔者按：与许地山同事）。1913年应槟城中华学校之聘，南渡主持校务，越年转同善学校任校长，1921年同善停办，之间曾任教缅甸中华学校校长（笔者按：许地山亦曾于1913年在此校任职），1923年接任钟灵中学教席，后兼任国文课主任及代理教务长，1943年日治时期忧郁时局病逝，年59岁，任职钟灵20年。
笔者按：
从诗词酬唱及荐举教职，可见这位内兄陈少苏对其年轻十九岁的妹夫李词佣待之甚亲。
另，许地山（1893~1941年）出生在台湾，上文转述温梓川论述说许地山曾是李词佣之父的入门弟子，笔者存疑（或谨为礼节之谓，但陈少苏有可能是）。概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台湾被占领后，许家举家迁回大陆于福建龙溪落户。三岁时许地山随父漳州定居。四岁时入私塾读书。后许地山家道中落，开始自谋生计。他在石码眉麓小学当过教员，也曾在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任教。民国二年（1913年）时二十岁，许地山受聘到缅甸仰光华侨创办的中华学校任职。民国四年（1915年）回国在漳州的华兴英中学任教。民国六年（1917年）重回省立二师兼任附小主事（校长）。后来1917年考入燕京大学文学院，民国九年（1920年），毕业留校任教。故从大的方面来说许地山在成名前早已是漳州诏安文教圈的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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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慷鼎《董教学三位一体抗日运动（1937~1945）》（注4）
这篇文章阐述共有多达45位钟灵中学的校董及老师，以学校或个人名义投入当年全槟展开的各类筹赈及宣传运动中，筹赈会在近五年中，所推动的活动至少有二三百次，时间有长短，规模人潮有大小，其中特别提到李词佣名字的：包括《槟华筹赈灾会游艺大会》（1938年5月20~22日）担任文书股。在抗日救亡时期出现的一个爱国组织《新生励志社》，在1939年10月该社推行征募寒衣演戏活动，李词佣出任筹委会总务。另有文化机构出版《新生月刊》宣传抗日救亡运动，主编就是李词佣。
笔者按：李词佣在1940年代初期创办《新生月刊》，历时1年有余，共出刊14期。期间也参与槟城钟灵中学出版《钟灵月刊》（参阅方积根，胡文英1989年研究报告《马来西亚华文报刊的历史与现状》）。
（三）从对李词佣的研究折射出来的文化历史现象
从对李词佣的寻觅与研究，折射及浮现出了多个富有历史画面的文化现象是为深具研究意义的课题，譬如中国福建诏安与海峡殖民地槟城之社会地缘帮派结构特色，五四新文学运动之文人交往逸事，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外溢与海外旧体诗回潮现象，文学风格上南洋色彩与风情的出现（含对百年槟城风貌的缅怀），新马抗日救国的筹赈运动与2002年创办的槟城战争博物馆等，都是值得继续探讨的课题。
（1）李词佣于1936-1937年在上海出版《槟榔乐府》《椰阴散忆》或与郁达夫-温梓川及上海暨南大学有关
余云的《翻车前他在读李词佣》一文中，提到郁达夫/温梓川与李词佣的一段文学交往逸事，指的是1939年年初的那次槟城文坛报界盛会，这让我天马行空猜想或许他们早在上海时期已经结识或神交多年。尤其是李词佣两本书籍出版的动机，其时间点与地点上的巧合。
李词佣的《椰阴散忆》是在1937年11月由上海《作者书社》初版，他在写于1937年8月的自序中说：“这本集子包括散文（如果可以说是散文的话）十五篇，叫做《椰阴散忆》。是我这次回国养疴，息影沪渎（笔者按：上海地名），花了数月的时间写成的”。而另一本《槟榔乐府》（旧体诗词88首）查悉则为较早前在槟城写的（注6），收集成册于1936年12月在南京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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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
李庆年博士在《马来亚华人旧体诗》一书中，介绍1931年至1936年间曾梦笔主编的《槟城新报》的「诗词专号」时，特别提到李词佣的「嚼椰啖榔集」专栏，主要集中在1934年8月7日至10月1日，这或是《槟榔乐府》88首作品组成的主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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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词佣旅居槟城15年（1924~1935及1938~1942），很难说后来机缘巧合在上海（1935~1937）没能适逢其会参加与郁达夫及温梓川有关的上海暨南大学的文学活动，从而激发他短时间收集诗词作品88首，特别是撰写于上海洋溢异域南洋风情的散文25篇，这么迫不急待汇集成册，在1936年及1937年分别在南京和上海出版。
话说1935年8月，时任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的郑振铎，打算聘请郁达夫教职，但当时的教育部长王世杰批驳认为“达夫的生活浪漫，不足为人师”而告吹。郁达夫虽然未能登上暨南讲坛，却毫不积怨，反而与大学结下不解之缘，以致影响后来决定出走南洋。查悉上海的暨南大学成立于1927年，翌年便设有“南洋文化事业部”，罗致一批研究南洋与华侨问题的专家，定期出版学术刊物《南洋研究》，郁达夫就常去拜访，这对他日后选择去新加坡受聘《星洲日报》任职，并和暨大师生一起共事埋下机缘，（后来郁达夫还在新加坡参与创立《南洋学会》，该社团经营至今犹存）。这些同事中包括来自暨南大学的刘延陵教授（注7），毕业生姚梓良（姚楠）等人；暨南大学校园里还有一个颇具特色并有些名气的文学团体‘秋野社’，定期出版《秋野》杂志，发表不少充满南洋情调，使人耳目一新，称之为“南洋文学”，郁达夫与之交往甚勤。一次在暨大教师汪静之家里，郁达夫邂逅了‘秋野社’的一位活跃分子-温梓川，日后他在马来亚的槟城主编《星槟日报》与在新加坡主编《星洲日报》的郁达夫，一南一北(同是胡文虎家族创办的星系报章)，座谈祖国抗日形势与华侨使命，不失为文坛一 段佳话。温梓川写有《郁达夫别传》《郁达夫南游记》记载两人的交往。
虽然后来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器重郁达夫的才华，邀请他来闽工作，任省府参议兼公报室主任，这对于福建背景关注文学与作家动向的李词佣当有所闻;若然，李词佣在1939年初，终能在槟城再次见到郁达夫时，一定迫不及待把这两本书呈上就教，而郁达夫亦深得其心在第一时间赏读李的大作（参阅郁达夫-槟城覆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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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
刘延陵是中国第一代白话诗人，文学研究会会员，中国第一本新诗杂志《诗》月刊的主编，在中国新诗的演变与发展过程中可谓功劳卓著。刘延陵在复旦校友邵力子的介绍下，于1937年渡海到马来亚，先后在吉隆坡《中国报》和槟城《光华日报》任编辑两年。李词佣应该和他有来往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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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南洋风情或南洋色彩’何以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盛行而引起中国新文坛关注
有学者研究（注8），‘南洋风情’于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尤其是温梓川（1911~1986年）以马来文学的本土性引起中国新文坛的关注，其编辑出版的南洋恋歌、山歌、传说、童话等，为中国新文坛带来异域文学风景和审美经验。
其实新加坡文学界早有提出“南洋色彩”一词，譬如更早之前的邱菽园等人的旧体诗，已把大量本地元素融入作品之中。这些诗人更多地关注本地生活和文化，他们作品中的“南洋色彩”（指本地风光、生活习俗和社会面貌等元素）也更为浓烈。这种审美趣味的转变也缘于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这时间段恰好是新文化运动中心从北京政治中心南移到上海经济中心的时期，这里自然成为哺育其文学生命的新源泉。（注9）
当时的福州路是上海近代文化出版业的阵地，俗语说：花开花落中书香不散。这里曾拥有大小书肆三百余家，可见这条马路的文化出版业之发达。
上图为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市福州路图景，画面左上侧的‘光明书局’商标旗帜可见（位于296号），而出版李词佣《椰阴散忆》的《作者书社》就在几步之遥的271号。这里是报刊之路，也是言论之路。在这里有许多思想家散发了自己智慧之光，有许多文学家展示了自己才华。尽管过去了一百多年，今天踏走上这条路，依然可以感受到那种悸动。
至于南洋风情中，最引起大家充满好奇的南洋水果榴莲之形状和气味，李词佣在《菩萨蛮-其七》也作了趣味描写：“人人尽道榴梿好。榴梿吃惯番邦老。含笑怪檀郎。榴梿不敢尝。眼波娇欲溜。脉脉情难受。腼腼与侬言。郎来六七年”。原诗还作了备注：榴梿为南洋果中之王，实大如人头，外壳坚硬，有刺隆起，肉味浓烈有奇臭，初到南洋的人，每不敢食，但居留稍久，则皆酷嗜之，所以有“榴梿吃惯番邦老”之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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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8
参阅姜异新撰写的《1930年代温梓川的南洋书写》（东方论坛-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07 期）
注9
五四新文学活动的中心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从北京转移到上海，李词佣在一篇题为〈文人与文人之间〉表达了当年涉足上海文化界的看法：“当时中国文坛的情形，前有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对峙，后有京派文人与海派文人的互相丑诋，与明末清初风气无大差别”。
注10
Goh Yu Mei 在《寻找‘南洋’：从1920年代末文艺理论初探文人对南洋之印象》一文中，提到1919年在中国发生的五四运动，同样地也冲击着海外华人社会。然而，要在本地推行五四运动以白话文撰写作品的主张，文人们需要考虑本地的特殊环境，才能顺利在南洋推广这些源自于中国的主张。这些因素促使文人的本地意识开始萌芽，进而开始提倡在文学中加入本地色彩。在1927年至1930年期间，新加坡报章上更是发表了不少关于“南洋色彩”的文艺理论。其中一些文艺理论在阐述作者对于在文学作品中加入“南洋色彩”的看法，同时也显露了该作者对于南洋景观的印象。也有些来自中国的文人，也有在本地或回到中国接受教育并活跃于本地文化界的知识分子。他们有些担任本地报章及其文艺副刊的编辑，有些发表文艺作品，成为本地华文文学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虽然移居本地，但是从他们发表的报刊创刊词、社论以及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这些初来乍到的文人仍然心系中国。他们的文章大多讨论中国所面临的问题，而文学作品中也不乏希望回到中国或贡献中国的情怀。可以看出在本地的文人们对比本地与中国的一种心态。他们所提出的“南洋色彩”，源自于他们对于“南洋”的印象。而这种印象是建立在与中国（南部除外）的特征。这些特征除了确实是南洋社会明显特点之外，也不乏非南洋特有的物产和景观。然而，在对比中国之后，这些特点，无论是南洋特有与否，也因非中国特点，而随即成为文人们笔下的南洋特征。
（3）李词佣《槟榔乐府》笔下的槟城，让今人犹怀缅其百年风采
‘槟城’一座带你重拾南洋旧梦的文艺小城。如今当你走在乔治旧城区，老字号商铺食肆大多是中文繁体字，保留完好的旧时南洋风的建筑，让你仿佛穿越岁月回到从前，而斑驳的墙又透露了历史的痕迹；特别是“槟榔屿”这个别称，也让人产生无限的遐想，它涵盖多少历史风光和多少人文情怀。在文人的笔下（注11）：古炮台的城墙依偎在妩媚的海岸线旁，当年的军营早已归于平和宁静；市政厅大厦、圣乔治教堂与龙山堂、韩江家庙共同融入街市，欧风式洋房偕画栋雕梁相得益彰；大伯公庙与姓氏桥群落遥遥相对，微波细浪间演绎了几代华人移民的生活印记；观音亭、印度庙、清真寺、锡克庙、泰国庙、缅甸庙共存于和谐大道，华语、英语、印度语、马来语此起彼伏在耳畔回响；世遗区内街道曲里拐弯裁出别样风韵，苔痕斑驳的沧桑老屋汇聚了全马来西亚三分之一战前建筑，宛若“十九世纪建筑博物馆”般蔚为大观；爱情巷的壁画、触目可见的街头铁画，透出别样的浪漫风情幽默韵味；处处飘香令人食指大动的美食街市，叻沙、肉骨茶、榴莲、椰汁、白咖啡，种种风味凸显南洋食文化特色催人闻香下马；扎了耀目鲜花的脚踏三轮车穿梭过市，乐不可支的旅人与车子一起化为城市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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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1
参阅阙维杭《屐痕处处：南洋忆，最忆是槟城》，原稿刊发于《香港文学》2017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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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且让我们来对比当年李词佣笔下几阕描绘的槟榔屿精彩风貌：
《花心动-夜游槟城关子角》
海暗云高，看江城，夜夜怒涛争咽。灯塔摩天，万古空悬，几度乍明还灭。笙歌十里连霄汉，趁一带，舳舻相接。更多少风流裙屐，沸烟腾月。我也离愁莫说，任数载浮沉，独弹冯铗。湖海元龙，豪气消磨，回首不胜凄切。来迟已负灯前约，知身外悠悠何物，待归去，扁舟五湖钓雪。
《忆汉月-槟城八景和陈少苏内兄作，并次原韵 其一：关角夜月》
满眼水环山绕。绿遍天涯芳草。海风吹彻玉堤寒，永夜月明天杪。姮娥应有意，教素影伴人归了。广寒宫里许追陪，那管怨多欢少。
《观海潮 其一： 陪许地山教授陈少苏内兄陈敏2树内侄同游槟城公园》
萍踪初聚，兰情方契，游心忽忆公园。猿啸暮云，花飞春榭，椰林萦带荒烟。瀑布正高悬。看凿池蓄水，移石成湍。曲涧斜桥，思量何处不奇观。安排竟日流连。且寻幽选胜，直上岩巅。收入镜头，踏穿屐齿，几回煞费钻研。美景自年年。似绿肥红瘦，蝶后蝉前。正好吟筇醉袂，相与话沧田。
《忆汉月 其五：旗山车道》
岚气欲浮山树。直达蓬瀛仙路。仙车时迓玉人来，赢得满身香雾。云头闲伫立，看万顷烟波无数。天台刘阮尽遨游，莫待重来犹与。
《忆汉月 其八：极乐梵刹》
遍览鹤山山水。不愧海陬名寺。禅房花木四时春，谁识个中风味。浮屠通曲径，知几度踏穿游屐。一声清磬出云来，到此已忘尘世。
（4）李词佣与上海的《女子月刊》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承‘五四’运动后，兴起不久的‘妇女解放’和‘妇女运动’势头，因而上海出现了‘女子书店’这样一家独树一帜的书店,并发行《女子月刊》,为妇女解放奔走呐喊。当时老牌的《妇女杂志》(商务印书馆)已于1931年停刊,而由沈兹九主编的《妇女生活》尚未创刊,《女子月刊》和女子书店的出现,曾经引起妇女界以及热心支持妇女运动人士的关心。
其推动者姚名达（1905年~1942年）乃中华民国历史学家和目录学家。曾受业于梁启超，立志研究中国史学史。后在上海期间，受到一二八事变事影响，从书斋走向社会运动，与妻子黄心勉共同热心于妇女运动。1932年9月，在上海先创办了女子书店，作为出版社以出版《女子文库》系列丛书。次年两人又以女子书店为发行依托，创办《女子月刊》。本文主角李词佣就是在阅读前三期后，于1933年6月1日写信给主编黄心勉，毛遂自荐担任《女子月刊》驻南洋长期义务通讯员，之后发表多达九篇文字，《女子月刊》出版直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才被迫停刊。李词佣曾赋诗《望海潮》记其在上海旅居受邀参加宴请盛会的场面。
（5）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槟城华社结构与福建漳州诏安籍贯主导当地教育报界的文化现象
根据学者分析（注12）：早在明清时期，就有漳州的海商从月港至诏安一带出发,把茶叶、丝绸、布料、陶瓷等物品贩卖到朝鲜、日本、琉球和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地,创造了辉煌的历史,涌现了许多杰出的代表人物。在进行海上贸易的同时,漳州的海商也把闽南文化传播到贸易所到的国家和地区,对闽南文化的传播做出巨大的贡献,也对贸易国产生深远的影响。
其中包括上世纪上半叶马来半岛海峡殖民地之一的槟城，其闽南社群主要是依靠福建公冢来维系其社群内部宗族血缘认同。宗族血缘和闽南方言，成为上世纪闽南社群边界的主要标志。所谓基于血缘性的宗族认同或者方言群内部的地缘认同，都是槟城华人个人在不同外在压力的情境之下所做的生存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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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2
参阅宋燕鹏撰写《宗族、方言与地缘认同——19世纪英属槟榔屿闽南社群的形塑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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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闽南社群包括福建漳州市诏安县人。这里地处闽粤交界区域，是闽南著名文化古邑，书画艺术底蕴深厚，自古文风炽盛、名家辈出，有“中国书画艺术之乡”的称誉。虽然诏安农业生产历史悠久，但在封建时期为自给、半自给状态的小农经济，耕作技术落后，农作物产量低，生产发展缓慢。更由于人口增长，人均耕地占有量逐渐减少，农民生活贫困。进入民国时期，家庭手工业作坊散布城乡集镇。民国28年（1939年），日军入侵后，各业萧条。全县总户数约39307户210259人，至1949年，县内仅有一家小型印刷厂及一些手工业作坊。
诏安人离乡背井到槟城立足发展的历史有待进一步研究，但在上世纪三十年几乎揽括了当地报馆的领导地位，譬如《光华日报》与槟城福建会馆的关系就是源远流长，历届董事成员多数是福建人。查悉《光华日报》是在1910年12月由中国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在槟城一手创办，至今已有逾122年历史，是全球历史最悠久的中文报纸之一。1928年5月3日中国发生济南惨案，《光华日报》因鼓吹反日，曾被英国殖民地当局勒令停刊，而后复刊。1937年7月7日，日本侵华的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光华日报》号召马来亚华侨献捐助中国抗日，支持当时陈嘉庚号召的南侨筹赈会，在其鼓吹下，当时槟城华侨抗日捐款是全马来亚最多的。
当时《光华日报》的主要领导有：
涂渺沧（1885～1962年)，福建诏安人，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毅然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参加著名的“黄岗丁未起义”，失败后避往南洋。涂渺沧到马来亚的槟榔屿不久便被《南洋时报》聘为经理兼主编。为唤起民众，他积极倡导华侨办学。他曾在南洋与孙中山会晤，并积极筹款支持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民国十四年（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涂渺沧义愤填膺，并在《南洋时报》载文控诉帝国主义的血腥罪行，为此遭受英殖民政府迫害，潜居北婆罗洲，隔年事息才返槟城。
林仲姚，福建诏安县人，1925年2月，得到先期下南洋的好友涂渺沧举荐，抵达马来半岛槟榔屿，到《南洋时报》担任总编辑，尔后又转辗新加坡，在陈嘉庚主办的《南洋商报》任编辑和主笔。1932年元月，林仲姚因言获罪，受到英国殖民政府限制、搜查和迫害，因此结束八年的南洋生活，从新加坡回到家乡诏安。
谢松山 (1894～1965年)，福建诏安县人，1935年期间,先后任《槟城新报》、《光华日报》、《马华日报》主笔、主编或总经理。民国34年(1945)日本投降后，谢松山以其饱醮血泪之笔，写下近百首《昭南竹枝词》，淋漓尽致地揭露日寇的法西斯罪行，用“劫后余生”的笔名，连载于《南侨日报》,引起强烈反响。后又刊印成册出版,书名《血海》，再版4次，创南洋出版界售书记录。
吴亚农，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出生于诏安县一个书香世家。21岁赴马来亚，任槟城钟灵中学教员，24岁时升任首任校长，槟城当时为反清革命党志士聚集地，著名的“庇能会议”就在此地召开。课余应邀担任《光华日报》主笔。除从事教育工作外，并参加同盟会革命组织，在校内办报刊宣传孙中山的革命学说。
1935年国民党张贞上将（诏安东峤人）南下槟城，李词佣曾赋诗：金缕曲-槟城喜晤张干之将军，即席赋赠（少将师长）
查悉张贞（1884—1963年）原名善兴,字干之。曾任福建靖国军营长、旅长、福建自治军前敌司令。巅峰时期，张贞以漳州为中心，占据十多个县城，几乎是福建全省1/3的地盘，成为说一不二的“闽南王”。
本文主角李词佣活跃于槟城当地华人社团及报章媒体，自然有其社会环境的内在因素。在诏安老家，袁教授也查出漳州知名教育家和诗人沈光（字照亭，1903～1993年)与李词佣之间有诗词酬唱，按年龄及学校背景，彼此或是同龄校友兼志同道合的文友。沈光少年师从前清贡元吴梦沂学习古典文学，后入福建省第二师范，毕业后长期于诏安一中从事语文教学，辛勤耕耘，硕果累累。青年时代积极投身于县新文化运动。民国13年(1924年)曾参与组织“新青年社”，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沈光工诗词，善书法，著有《照亭吟草》。
沈照亭在1987年【減字木蘭花】 悼念四詞友
西溪词客，几载暌违成永隔。太息栖霞，采笔无光谢了花。
槟榔乐府，词绝声沉埋异土。（纪念李词佣，著有槟榔乐府）
独占春魁，欲觅樵歌已化灰。（纪念陈少苏，后人编著生春堂词稿）
（6）新马华文旧体诗的百年风雅
由于受到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影响，白话文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也逐渐成为新马华文文学的主流。据李庆年在1998年上海古籍书局出版的《马来亚华人旧体诗演进史》(1881~1941)估计，从19世纪末到1941年日侵时期，新马两地华文报章刊登的旧体诗数量，就有惊人的五万首之多。这一数目还不包括个人诗集里的作品。除了报章的出版，这一时期新马华人社群也创设了多个诗社，进一步促进了旧体诗的创作，维系了本地诗人间的交往。追根溯源，新加坡华文旧体诗这一丰富的文学宝库，首先是由晚清派驻新加坡的第一任领事左秉隆建立起来的，于1881年创立了新加坡第一个华文文学组织‘会贤社’该社的作品曾刊登于本地最早的华文报《叻报》。其后，左秉隆的继任者、著名诗人黄遵宪又成立了‘图南社’继续推动本地文学创作。在左、黄二位领事的倡导下，华文旧体诗开始在本地扎根。华文旧体诗的第二代诗人，多数都是在中国出生，后来移居新加坡的文人或儒商。其中最负盛名的是邱菽园（1873~1941年）。他是多家华文报的创始人或主编，也是一位有名的慈善家。他与文友经常一起在报章上发表诗作，并组织了一些诗社。其中在1926年出版的《檀社诗集》，是现存唯一一部早期诗社的唱和集。
与写于回国期间的散文集《椰阴散忆》不同，本文主角李词佣的词集《槟榔乐府》大都是写于槟城生活期间，正因当时文教界旧体诗词创作盛行。两书相同之处是，都带有明显的“南岛的色彩，异国的情调”。著名文人朱右白在其序文中指出，“咏南洲风物，綦详且备，凡名水佳山，奇花异草，遗风逸俗之伦，无一不足以供异代采风者之采择”。
从1936年胡怀琛曾为朱右白新书《中国诗的新途径》写书评（参阅《出版周刊》1936年第177期）看来，这或是李词佣邀请当时风头正健的朱右白为自己的《槟榔乐府》写序的其中一个原因。笔者另查悉，朱右白（1896~1961年）在1926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攻读儒家哲学，毕业后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南京图书馆及水利部水利科学研究院等机构工作，在古代思想研究、水史研究、文学理论等方面取得了比较高的成就，并创作有大量诗歌，是一位勤勉颖悟的学者和诗人。
李词佣创作了大量旧体诗词，但目前结集的仅有《槟榔乐府》一册五十二页，收入词作八十八阕。新加坡李庆年博士在《马来亚华人旧体诗》一书中，介绍1931年至1936年间曾梦笔主编的《槟城新报》的“诗词专号”时，特别提及李词佣的“嚼椰啖榔集”专栏，“他的诗如其人，踏实稳重，诚恳真挚”。
温梓川在〈瘐死狱中的李词佣〉对他诗词的评论是：“诗句飘逸，清丽可颂。惜遗作不多，吉光片羽，也弥觉珍贵”。
而曾在钟灵高中华文老师职务长达二十年（1953~1972年）的萧遥天（1913~1990年），在1956年1月25日出版的《蕉风》第6期为题《热带女儿〉，对李词佣的词集《槟榔乐府》作了评价，认为几首〈菩萨蛮〉显示“李君才调卓绝，镶金错彩，若干绮丽的旧梦实令人向往”；不过萧遥天也指出：“他有十多年槟榔生活的体验，更有如梦如酒的罗曼司，凭一支彩笔描写槟榔明媚的山水与秀丽的佳人，固然其中有不少先获我心的篇什，而若干文艺性的美感用与现实感受相印证，出入也是不少的”。
（7）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槟城政治氛围
淞沪会战(又称八一三战役，日本称为第二次上海事变),开始于1937年8月13日，是中日双方在抗日战争中的第一场大型会战,也是整个中日战争中进行的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一场战役，历时三个月。
李词佣是在1938年从沦陷的上海回到槟城，对抗日救国的情怀肯定更为坚定和热血澎湃。实际上在早期的钟灵中学，从孙中山革命党频繁联系的历史背景，一直就背负浓厚的政治色彩和爱国情怀,许多师生都参加中国国民党。钟灵师生1937年至1945年间积极参与抗日援华，其中一些师生甚至返回中国进入黄埔军校。当新中国成立及上世纪五十年代国际大背景的影响下，也有钟灵师生加入反抗英国殖民地统治。对于华文教育所引爆的学潮，钟灵中学学生于改制先后三年期间就发起学潮以捍卫马来亚的华文教育。
李词佣当年加入国民党，积极参加抗日救国的筹赈活动也在意料情理之中，1941年李词佣被选为国民党驻槟城直属支部执委，难免在日治时期被汉奸窥伺出卖，最后惨遭日军杀害，他曾留下不少关注时局故土的诗词，譬如：
《风流子 其二 年来家国多故， 环境日非，四顾茫茫， 生趣日促。因走笔书此，以寄孤愤》
苍茫身世感，空回首，愤火欲中烧。怅北国山河，已成破碎，南洲景物，太半萧条。又何况，长贫终有命，多病更无聊。转瞬光阴，天荒地老，缅怀陈迹，云散香飘。酒杯容易借，堪嗟是，依旧垒块难浇。自分头颅如许，不免虚抛。念对泣牛衣，竟为穷士，裹尸马革，孰作鬼豪。尽把糊涂旧账，一笔勾销。
《大江乘 伤时》
新潮浩荡，看时代轮齿未停片刻。堪笑书生迂阔甚，主义空谈何益。万里投荒，乘桴海上，此意无人识。问谁能为吾民，拯斯饥溺。尽道雨涩风艰，山羸水瘦，长叹望京国。匪祸滔天缘底事，休把承平粉饰。近五年来，鹰瞵虎视，弱肉遭强食。内忧外患，料诸公怎忍忘得。
1940 年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渐激烈。日本侵略军从泰南一路杀进哥打峇鲁后就动用飞机轰炸槟城，打响侵略新马的第一枪，这是1941年12月8日的悲剧。槟岛受到影响而陷于危急，而英国殖民地驻军早已放弃防守，逃之夭夭，日本战机连续三天对槟城低空盘旋狂轰滥炸，平民死伤无数。之后日军强行关闭了所有学校，改办日语学校。作为当时东南亚华文最高学府的钟灵中学也未能幸免。这所学校被日军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究其原因，是由于自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许多侨校师生做了不少“抗日救亡”工作。他们积极走上街头，向社会宣传爱国抗日、募捐款项，组织热血青年回国参战而后来遭到报复性杀戮。
槟榔屿华侨抗战-殉职机工罹难同胞-纪念碑（注13）
1941年12月19日日军占领了马来亚，槟城沦陷，日寇把槟州改为彼南州，将钟灵中学占为州政厅，没收全部校产，并进而追捕爱国师生，许多师生只好隐姓埋名，逃离该岛。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师生死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屠刀下，或被活埋、暗杀、砍头示众，更多的是被严刑酷打致死，包括钟灵中学的教师李词佣。
注13：
时值1938年10月，内地抗战场逐渐转移到西南大后方，而新开辟的1146公里滇缅公路一跃成为中国抗战生命线，大量外援物资，需要从这里运入国内，而当时中国，汽车还非寻常物，熟练的司机和技工更是紧缺。“南侨筹赈总会”发出《征募汽车修机人员回国服务》通告，共有3192名爱国华侨响应，一半牺牲在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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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槟城战争博物馆
直到六十年后的2002年，槟城战争博物馆（Penang War Museum）的创立，让人们又重新回顾审视那段历史。创始人乔哈里-沙菲，在当初坐落在槟城岛东南部的山顶（Bukit Batu Maung）由英国人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建设的军事要塞，将之改建为战争博物馆。这里占地将近二十英亩，能俯瞰来往水路。这个军事基地有大炮发射区、防空洞、指挥中心和士兵营地等，是为了保卫马六甲海峡免受来自南面航道的日军攻击。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当时日军并没有从海上进行袭击，而是通过陆路入侵。这个英军堡垒落入日军手中，被用作关押战俘的场所，许多不为人知的暴行在这里发生。近六十年来，这座堡垒被遗弃在森林中无人知晓，直到二十年前将该处变为战争博物馆，这些二战遗迹才得以重见天日。博物馆在保留原貌基础上，还利用图片、展品、士兵以及幸存者的证词重现了那段残酷历史，用确凿物证揭示了当时日军的暴行细节。这或也是探寻李词佣无意间牵连出的一段历史沉钩。
薛依云-完稿于2023年1月18日，新加坡
附录：撰写【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南来文人命运之殇】一文的拾笔补遗
原题：从《寻找现代文坛的失踪者-李词佣》探究其历史文化现象
笔者萌生探究撰写李词佣其人其文，其中固有文人交往的逸事，还有因为阅读的相关文字提到郁达夫（我在2019年出版了- 水仙与手鼓：献给郁达夫），同时’李词佣’这个奇特名字也触动了我的好奇心，至于后来动念“透视其历史文化现象”纯粹是从单纯的趣味阅读到失控下的无限放大。
（一）李词佣因郁达夫的一篇散文纪事提到他留下线索，而引起后人关注进而研究他
笔者在衔接阅读提到
（1）【余云：翻车前他在读李词佣】，这个‘他’,即郁达夫。
https://www.zaobao.com.sg/lifestyle/columns/story20230105-1350233 联合早报/ 2023年1月5日
（2）【袁勇麟教授：寻找“现代文坛的失踪者”：李词佣】https://epaper.gmw.cn/zhdsb/html/2019-10/23/nw.D110000zhdsb_20191023_1-07.htm?div=-1 中华读书报 -2019年10月23日 07 版）
这个“失踪者”表面上是譬喻李词佣在现代文坛论述中被 “忽略” ，深层用意或让人衍生‘命运之殇’的联想，也基于这两位南来文人都因积极参与赈灾纾难、抗日救国而被杀害，客死他乡，让人不甚唏嘘：其中李词佣 1924~1942年从福建诏安来到马来半岛的槟城任教职。郁达夫- 1938~1942年从浙江富阳到新加坡任报馆编辑，1942~1945年避难苏门答腊，在日本投降之际，郁达夫在住所被邀外出，自此失踪，尸骨无存（实际上是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在这语境中-郁达夫才是真正的“失踪者”。
（二）李词佣名字之谜
李词佣（1904~1942年）在老家福建诏安的故人兼好友沈光（照亭1903~1993年）之诗作批注中，透露了李词佣姓名的一个重要细节：「李繼熙，字詞傭（原作嗣雄），著有《檳榔樂府》，病逝南洋。」
至于李继熙几时开始用‘李词佣’为投稿署名或用于正式场合，尚待查证。但有学者绕趣认为‘词佣’或含有立志“愿作词文的佣人”（靠文为生）的趣味性解读。
新加坡李庆年博士在《马来亚华人旧体诗》一书中，介绍1931年至1936年间曾梦笔主编的《槟城新报》的「诗词专号」时，特别提及李词佣的「嚼椰啖榔集」专栏，由此笔者推测李词佣这个名字应该在在1931年之前已开始使用。
沈照亭提到李繼熙字詞傭（原作嗣雄），概‘嗣’是一个汉语字，拼音是sì ，作名词时有接续、继承、子孙等意思。取名‘嗣雄’蕴含传统宗族长辈寄望男儿传宗接代，意即香火兴旺绵长，看似是原名‘继熙’之寓意延申：亦即继续焕发光明的类似祝愿。
笔者异想天开猜测李继熙喜用“李词佣”有可能源于荀子的《正名篇》。
荀子《正名篇》有云：“心平愉，则色不及佣而可以养目，声不及佣而可以养耳”。
意思是：心境保持平和愉悦，即使容貌平凡，亦可以保护眼睛（使视力更加敏锐）；声音比不上其他人，然而可以保护耳朵（使听力更加灵敏）。
笔者狗尾续貂添加一句：“词不及佣而可养睿”，意思是：言词文采虽然不及其他人，但亦可使心神更睿智。笔者杜测这或是李继熙自谦之谓，让后人从极其有限资料的蛛丝马迹中，了解“李词佣”其人其文多一点。
2023年1月29日补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