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受《怡和轩与诸友夜坐–追话郁达夫之死》詩作試解
郁达夫在其中篇小说《出奔》有如下精彩的文字 –“从窗隙里漏进来的亮光，还不是天明的曙色，却是积雪的清辉”。但我更愿意用闻一多在《神话与诗-说舞》写的：“灌木林中一块清理过的地面上，中间烧着野火，在满月的清辉下，吐着熊熊的赤焰。”，所描绘的意象来形容郁达夫，他就像那血染风采之火中凤凰涅槃，深深烙印在读者心里。
（一）
一代文人郁达夫（1896~1945），在二战时期日军战败投降之际的1945年8月29日，于避难地荷属苏门答腊离奇失踪，经日本学者铃木正夫二十年的考据，在1985年发表专著证实是被日军陰謀杀害，但至今尸骨无迹可寻。当时噩讯传來，身边诸多好友纷纷拟文悼念感怀，其中包括新加坡著名文人潘受(1911-1999年)，于1948年创作的旧体诗，题为《怡和轩与诸友夜坐–追话郁达夫之死》：
严警乌啼寇压城，当时共此议宵征。陆游家国于诗见，杜牧江湖载酒行。
耿耿三年支万忍，迟迟一死换千生。招魂何处收残骨，徒博虞初说部名。
（二）
曾有郁达夫研究学者，从文学视角对此诗作了解读，但历史背景陈述略显单薄；笔者这次贸然尝试再作梳理，先逐句欣赏诗作，再从诗眼点题，剖析其关联历史事件点滴，从中牵引出恢弘时代场景，意在拼凑一幅相对完整之郁达夫精神面貌。
（1）严警乌啼寇压城，当时共此议宵征。
郁达夫与文化界同仁是在1942年2月4日乘坐小船避难马六甲海峡对岸的苏门答腊，在几天后的2月15日新加坡即告沦陷。起句道出了当时兵荒马乱之际的仓皇、无助与悲凉，整个社会严峻警戒气氛笼罩下有若乌鸦悲啼，当时志同道合的一群文人义士，就在这里（即怡和轩）商议出走避难的计划。
诗作者潘受的旧体诗在新加坡享誉甚高，造诣深厚，借句用典，寓意丰富，意象饱满。映现读者眼前的有宋朝岳飞之孙岳珂(1183～1243年)写的《碧云亭晚眺》：”夜城严警柝，昏鼓动层关。风露汀洲冷，惊鸿自往还”。诗句以夜戒严警时分，暮鼓伴随梆子打更声确实悲摧人心，而潘受则选用乌鸦啼叫声来衬托环境的凄清，确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寇‘即指侵略者“日寇”，而‘压城’自然离不开李贺（790~816年）《雁门太守行》“黑云压城城欲摧”描写的敌军兵临城下的紧张气氛和危急形势。末句‘宵征’意谓夜间疾速地赶路，更是形容行程跋涉辛苦。
（2）陆游家国于诗见，杜牧江湖载酒行。
次句诗作者连用陆游与杜牧的事迹，来衬托郁达夫为人性格和精神面貌。其中陆游（1125~1210年）是宋代著名爱国诗人，而唐人杜牧（803~852年）则以风流才子名世，二人看似并不相类，却又十分贴切地隐喻了郁达夫的身分、性格和经历。诗句以古人写今人，形神兼备，气韵生动，一个才华横溢的爱国诗人形象呼之欲出。
有学者分析郁达夫与陆游虽相隔千年，但身世和诗情确乎近似。从’家’这视角来说，郁达夫与王映霞的仳离，恰似陆游与唐琬的悲凉爱情故事；若从’国’的宏观面来说，日本侵华正如当年金兵犯宋，同样以诗号呼，国破亲离，历史灾难再现。
按笔者浅见以为，诗作者“家国于诗见”之句寓意，在更大程度上意在彰显和讴歌陆游与郁达夫有着相类似的爱国精神。＂位卑未敢忘国忧＂可说是陆游一生凄苦跌宕坎坷的写照，惟那份爱国之心始终磨灭不掉。陆游享年八十五岁，在弥留之际，写下绝笔《示儿》作为遗嘱：“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而郁达夫于1942年二月到四月避难逃离途中，曾写了十二首《乱离杂诗》，其中就有“千里驰驱自觉痴，苦无灵药慰相思。归来海角求凰日，却似隆中抱膝时。一死何难仇未复，百身可赎我奚辞。会当立马扶桑顶，扫穴犁庭再誓师”。他在1945年的农历正月初一，更早立遗嘱，视死如归。同年舍身捐躯，年方四十九岁。
第二句“杜牧江湖载酒行”，源自杜牧以诗“落魄江湖载酒行”自况，而郁达夫同样也有“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的佯狂不羁。诗意表面上是描写诗人飘泊江湖生活潦倒，时而载酒而行，亦含前尘恍惚如梦，不堪回首之意。但诗酒风流的内在寓意，更多是表现郁达夫的诗人气质与才华，流露出怜惜之意。
（3）耿耿三年支万忍，迟迟一死换千生。
颈联顺势而转，叙述郁达夫避难苏门答腊之三年零八个月的处境。原诗有小注说明：“达夫既至苏门答腊，化名赵廉。嗣为日寇所得，命充通译。三年间，全活甚众”。据史料记载郁达夫在流亡荷属苏门答腊时隐姓埋名低调做人，但却阴差阳错一度被迫当了七八个月的日语翻译。在这期间，郁达夫巧妙利用身份掩护和支持华侨以及当地民众的抗日活动。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就曾对夏衍回忆说：“那时候郁达夫不仅掩护了我，还援救了许多侨领。” 当日本宪兵审问被捕人时，郁达夫常把相关供词翻译得大事化小，开脱了不少当地人。亦有当宪兵队接到暗探报告中有关华侨活动情报，郁达夫获悉后则暗中通知当事人设法躲避。故而在他担任通译期间，武吉丁宜地区的日本宪兵队没有杀害过一个中国人，即使有被拘禁亦在他周旋下获释。
这诗句“耿耿三年支万忍，迟迟一死换千生”的写作灵感，显然是源自唐朝白居易写于元和元年（806年）《长恨歌》诗句“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后者是描写安史之乱后，唐玄宗由蜀中返长安，宫殿依旧，物是人非，触目生情，怀念已逝之人，长夜漫长，辗转难眠，接下来两句即“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大意是夜深时钟鼓敲击报时，漫漫长夜刚刚开始，时间缓缓流逝，星河泛白，天就快要亮了。白居易（772~846年）固然是描写唐玄宗（685~762年）失去杨贵妃（719~756年）后之内心思绪之煎熬，思念、痛苦、悔恨等情感交织无法言说。但潘受对友人郁达夫惨遭杀害尸骨不存的悲痛悼念感怀，写来更是字字深情，读来声声血泪，在沉痛慨叹之中，深蕴着诗作者不尽的敬意与悲愤。’万忍’对‘千生’，显示出郁达夫可贵的人格与贡献：他一方面是个人承受‘万忍’，另一方面换来他人‘千生’；当郁达夫落入敌手之初，本可一死以保全个人名节，但为了解救更多人，选择不死，忍辱负重达三年之久。而这‘迟迟不死’正是他‘耿耿忠心’的体现！诗句表达了对郁达夫高贵人格与博爱精神的热切赞颂，同时也严正谴责了侵略者的残暴罪行。
（4）招魂何处收残骨，徒博虞初说部名。
此诗写于日本投降二战结束后的1948年，当时就有消息传闻，郁达夫早在三年前的1945年9月17日，已在荷属苏门答腊的丹戎革岱被日军秘密杀害，客死他乡，尸骨难寻，魂兮无归，为此诗人发出“招魂何处收残骨”这样椎心泣血的慨叹；这种深层的悲愤无诉、徒呼负负的心境，真切满溢字句之间。
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有云：”宋玉哀怜屈原，忠而见弃，愁懑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它是宋玉为战国时期楚国爱国诗人屈原而写，收录于中国古代诗歌总集《楚辞》。诗作者在此处引用“招魂”亦含有双关语类比的蕴意。
最后诗作者写道：“徒博虞初说部名”，说的是即使郁达夫的小说在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博得卓著成就与斐然声誉，就像西汉的虞初(公元前140-前87)贵为中国小说之祖，开创先河，但却无法使改变自己悲惨命运的结局，诗人婉曲语句中流露出对郁达夫无限的怀念和深情的哀悼与惋惜。
郁达夫作为著名新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他的第一本小说集《沉沦》（写于1921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公认的第一本现代小说，面市后一石激起千层浪，确实惊世骇俗。他深受五四爱国运动的巨大影响，将对当时社会的不满情绪诉诸笔端，以写情为主线，加上那种感伤忧郁与坦诚裸露的笔触形成独异创作风格，以大胆率真、独树一帜的文风，征服了无数青年读者的心。他的旧体诗亦蕴含传统文人情怀，游记散文更是优美得让人陶醉其中，其文艺评论和杂文政论自成一家，不同凡响。有学者评论郁达夫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作家，更是文化转型时代的代表人物。
（三）点题诗眼所在：《怡和轩与诸友夜坐–追话郁达夫之死》
郁达夫是在1938年底，应邀星洲日报聘约赴新加坡从事报刊编辑，同时积极参与抗日与救亡宣传募捐等工作。诗作者潘受原名潘国渠，福建南安人，1930年十九岁南渡新加坡，初任《叻报》编辑，1934年起执教于华侨中学、道南学校及马来亚麻坡中华中学，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出任“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任秘书（主席是陈嘉庚），潘受与郁达夫相识熟络，并在许多社会场合同谋共事。当郁达夫与王映霞因婚姻纠纷而消沉不已，曾赋诗慰问“小劫神仙亦可嗟，最难家毁又成家。愁边诗酒皆新泪，梦里关河有乱笳。看到波生方爱水，折来刺在更怜花。何当一笑忘陈迹，重结鸳盟寄海涯。”就在太平洋战争即将爆发之际，潘受辗转回到陪都重庆，而郁达夫则于1942年逃难到苏门答腊。1948年当潘受再度回到新加坡，得悉传闻郁达夫已于1945年9月17日被日军残害，故有《怡和轩与诸友夜坐-追话郁达夫之死》而作此诗，凸显了作者与郁达夫之间真挚友谊。
说到《怡和轩》，追溯其纵横捭阖的历史画卷，俨然是当年南洋华社举足轻重的重要民间组织。该俱乐部成立于1895年10月，创立之初，开风气之先，打破闽粤潮客等籍贯之间帮权的藩篱隔阂，广收各帮精英。时适逢中国辛亥革命前夕，孙中山以新加坡为其在南洋的革命基地，组织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怡和轩就曾接待过孙中山），在民国成立初期，国贫民困，怡和轩会员们纷纷踊跃捐输财物，尤其在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各界组织《星华筹赈会》于怡和轩，陈嘉庚被推举为主席。翌年南洋各地侨领齐集新加坡，筹组《南侨筹赈总会》作为南洋各地筹赈会的领导机构，仍以怡和轩为大本营，筹赈会另招募三千余名南侨机工，派往滇缅公路担任惊险运送军用物资的艰巨任务。怡和轩名副其实扮演的角色正是当时南洋全线抗战救亡运动的枢纽。
1942年新加坡沦陷前夕，郁达夫出席了由陈嘉庚领导成立的“新加坡文化界抗敌联合会”成立大会，被选为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看来在这之前，郁达夫进出《怡和轩》的频率不在话下；据笔者考察，怡和轩会所之所在地，介于郁达夫工作的《星洲日报》社址与其中峇鲁区住宅的中间地段，南北向全程步行距离不到半小时，半程也不过十多分钟，如开车那就更近了。
据《郁达夫研究资料》所附简谱及学者姚梦桐的“补正”，郁达夫在新加坡三年期间所参加的社会活动，包括侨领侨胞集会，文艺新闻界集会，政治宗教宴会，教育与学术演讲，画展和演出开幕等等，有据可查的就有一百余项，涉及内容有：国际国内时局，军事政治经济，侨务外交，文化教育，工人学生运动，历史掌故，国内国际文艺动态，几乎与当代社会和世界都相关。另据考证，郁达夫在新加坡期间写的文章共计462篇，其中政论占104篇，内容主要是与抗战有关的时事评论：揭露日本的侵略野心、呼吁民主国家要紧密合作，为平等、自由和光明而战，强调所有华人团结一致，抗日到底，根据当年故交旧友的回忆，郁达夫为抗日宣传所发表的文章应超过一百万字。2015年新加坡文艺协会出版的《郁达夫在新加坡文集》，汇集了郁达夫在新加坡三年多里撰写的数百篇杂文、评论、散文、诗词等。
鉴于郁达夫早期留下的刻板印象，在很多人眼中，他是一个颓废作家和堕落文人，其实骨子里他是铮铮汉子，尤其一场战争改变了他，我们看到他于1939~1945之间七年多在新加坡和苏门答腊的所作所为，早已置个人生死为度外，凸显他从个人情债挣扎到救赎爱国心态的转变。郁达夫在南洋患难与共好友张楚琨（1912~2000年）曾在一篇回忆文字，描写郁达夫那瘦弱的躯体爆发着火一般的生命力，仿佛看到一个在为希腊自由而战的拜伦。潘受的诗句“耿耿三年支万忍，迟迟一死换千生”，这血染风采之火中凤凰涅槃，让后人肃然起敬，无限悼念。是为读诗补记。
完稿于2021年4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