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依云著《水仙与手鼓：献给郁达夫》
2019年12月新加坡文艺协会出版
新加坡文艺协会副秘书（2019~2021）。
南洋大学第十八届（1977年）政府与行政系毕业，曾任港台日企人力资源经理，中外合资工厂总经理，美资高科技上市跨国集团高管（总监/副总裁）派驻中国多年，现任房地产开发公司董事。
已出版著作有
（1）六弦诗散文集（与何惠禄/王慧娥合集-1975年）
（2）坐看云起时（生活随想录 -2015年）
（3）临窗揽翠（历史文化的思考-2015年）
（4）松月听涛（读诗词笔记-2015年）
（5）我把秋水山色送给你（文化散文-2017年）
（6）狮子图腾与新加坡的前世今生（文史论集-2018年）
（7）水仙与手鼓：献给郁达夫（文学随笔- 2019年）。
拟将出版：
（8）欵乃一声山水绿（文学随笔/论文-2020年）。
让我们一起读郁达夫
—— 写在《水仙与手鼓》之前
姚梦桐（新加坡文史学者）
郁达夫早年佯狂面世，走马章台的姿态，与南来星洲前后，宣扬抗日，横刀立马，三户灭秦的的豪情，是两个极端，形塑了他一生的传奇故事。
上世纪80年代开始，郁达夫南来的作品，逐渐被挖掘与研究，南来的诗文集，在中国在新加坡就出现好几种版本。2015年新加坡文艺协会与中国富阳郁达夫研究学会携手合作，在两地同步出版和发布《郁达夫新加坡诗文集》更是郁达夫研究的一大盛事。它汇集了郁达夫给新加坡留下的珍贵文学遗产，也给郁达夫研究者提供第一手的原始资料。薛依云新书《水仙与手鼓——献给郁达夫》的出版，从不同视角，不同时代氛围，探颐索隐，辨伪订误，让广大读者了解郁达夫的精神面貌，或提供新思路，让广大读者一起重新思考，重塑郁达夫的传奇故事。
《醉酒多情与横刀立马》一篇：全文以诗歌为主线，再贯穿时局的困厄艰辛，细密精致的分析，让郁达夫“横刀立马的英姿气概和爱国忘己的高贵情操”栩栩如生地跃然于读者眼前。该文从郁达夫《过岳坟有感》（1932年10月）的“饶他关外童男女，立马吴山志未酬”，徐州劳军时（1938年3、4月间）的“平原立马凝眸处，忽报奇师捷邳郯”，到1942年2月新加坡沦陷后避难苏门答腊途中写下的“会当立马扶桑顶，扫穴犁庭再誓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郁达夫更是“新加坡文化界抗敌联合会的主席”，担当起民族命运的重任。依云如此论述，莫非也有感于近年来仍有人无视郁达夫在星洲写下的政论文字以及其在南洋所参与的社会活动（侨领侨胞集会、文艺新闻界集会、政治宗教宴会、教育及学术演讲、画展和演出开幕……等等）；罔顾一切，指指点点，以讹传讹，尽说郁达夫在星洲过着醉生梦死的颓废生活。依云之言，于我心有戚戚焉！
1985年8月在浙江富阳召开了“纪念著名作家郁达夫烈士殉难四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莅会者最受注目的是日本的铃木正夫，当他发表《郁达夫被害真相》的报告时，个个倾耳恭听，毕竟郁达夫殉难的原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家渴望得到真相，何况由日本学者来揭发疑团，也就备受关注！铃木正夫报告最重要一点是下令杀害赵廉即郁达夫的是驻武吉丁宜的日本宪兵分队班长D.（由于不便透露真实名字，故以D为代号），并由几个部下具体执行。之后，几个掐死郁达夫的宪兵也下落不明。铃木正夫的研究报告被广泛的研究者所引用。然而，当人们兴奋的心情逐渐冷却，那渴望了解分队班长D的疑问，显得格外迫切，于是不禁要问，什么时候铃木正夫会正式公告天下——提出确凿的证据，还原宪兵分队班长D的真实名字。此举愈演愈烈，然而，遗憾得很，事隔多年，这疑团始终不被戳破！铃木正夫与中国学者甚至因此而互相叫嚣！
依云认为铃木正夫的论述“实为孤证，受到置疑”。他抱着“应该为对历史作出深切的反思与尽可能继续探索资料”作些补遗工作。他的研究“触觉”非常灵敏高明，当读到张曦娜的《汪雅梅70年后的怀旧之旅：与郁达夫烽火同舟》中有段叙述“1943年5月，日本第25军军部突然从新加坡搬到武吉丁宜，并在武吉丁宜建立苏门答腊军政监部”的文字后，依云翻阅有关讯息，钩深致远，浏览真实的资料竟发现驻扎在苏门答腊军政监部的团长，均是恶名昭著的军官，有的还涉及南京大屠杀以及新加坡肃清行动，而作出如下的结论：“这样一支日本精锐宪兵部队派驻苏门答腊的惊人资料，让我们更清楚认识到郁达夫与之周旋的日军到底是些什么人，他们显然不像铃木正夫笔下描写的唯唯诺诺开小差之宪兵分队长D君的类型。”
依云给这段历史疑案提出新视角，人们可从这角度切入深思——到底有宪兵分队长D君这一号人物的存在吗？他更进一步厘清当年与郁达夫风雨同舟的文化人，凭着郁达夫的掩护，在日本统治下的苏门答腊建立反日的秘密组织，二战结束后，其中不乏“光环焕发”，这与被“定格在苍茫尘封历史画面”上的郁达夫——“似乎只剩下一介文弱书生或市侩商贾形象的淡淡背影”。两者相比，何等悬殊！
依云如此描绘，实藏春秋笔法，旨在凸显郁达夫伟岸高大的形象。他读懂身负国恨家仇的郁达夫，在苏门答腊军监部的淫威下，心中燃起正义的火焰，一旦面临抉择，现实的利害，世俗的议论，均可抛诸脑后。这段时间，郁达夫知道不测之风云随时来袭，他“每年岁首，例作遗言”，1945年农历正月初一遗言有“余年已五十岁，即今死去，亦享中寿”。（《须知国破家无寄，岂有舟沉橹独浮？——郁达夫的最后人生选择》）可知他无所畏惧，随时牺牲小我以完成大我。
遥想当年在“郁达夫烈士殉难四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满头银色白发的湖畔诗人汪静之吟唱《郁达夫烈士赞》：“绝无虚伪真名士，一任天然彻底真。浮沉浊世终高洁，鸡鹜安知野鹤心。”那感慨激昂的声量，余音迄今萦绕耳边。郁达夫浮沉于浊世，在民族大义面前，纵然斧钺临颈，亦决不向敌人示弱，这就是真正的名士气质！一般鸡鹜之流，岂能洞悉鸿鹄之志！
新视角，串联事迹，天马行空，穿插铺陈，凸显郁达夫其人其事，是依云《水仙与手鼓——献给郁达夫》一书的亮点。且看《解读<西溪的晴雨>》一文，写郁达夫于1935年10月与老龙（赵龙文）同游文人雅集的西溪，应寺庙老僧索字题诗，写下“春梦有时来枕畔，夕阳依旧上帘钩”的句子。文中穿插铺陈，宛如天马行空，给人文积淀深厚的西溪涂上重彩，也想象郁达夫可能忆起潇洒的徐志摩，在《西伯利亚道中忆西湖秋雪庵芦色作歌》写的诗句：我捡起一枝肥圆的芦梗，在这秋月下的芦田；我试一试芦笛的新声，在月下的秋雪庵前”。……
接着，依云以蒙太奇的跳跃手法，叙述事隔五年后的秋天，郁达夫在星洲连续写了四幅“春梦有时来枕畔，夕阳依旧上帘钩”的立轴。看似随意吟唱的联句，却成了钟爱的句子。依云是这样解码“春梦有时来枕畔，夕阳依旧上帘钩”的联句：王映霞在1940年5月返回中国，一段被誉为“富春江上神仙侣”的婚姻宣告结束，然而她的身影有时出现在郁达夫的梦里枕边。依云如此解释是合理的。
事实上王映霞北返，郁达夫在《繁星》发表《五月廿三别王氏于星洲，夜饮南天酒楼，是初来时投宿处》，诗中流露依依不舍之情。同年6月再发表《与王氏别后，托友人去祖国接二幼子来新。王氏育三子长名阳春，粗知人事已入小学，幼名殿春，建春年才五六》，诗中有“愁听灯前谈笑语，阿娘真个几时归？”之句，对王映霞念念不忘。1940年6月6日 曾广勋在《繁星》发表《闻郁达夫北返赋呈达夫先生》，诗中对郁达夫的痴情、孤独作了相当的刻画。
“夕阳”一词，对郁达夫来说有风情万种，更与何人说的感叹！在《解读<西溪的晴雨>》文中依云引用两个例子来说明“夕阳”暗指元配孙荃。（1）郁达夫曾计划为孙荃出版《夕阳楼诗稿》。（2）郁达夫在兴建风雨茅庐时，有人劝他再造一间门楼，这一劝触动郁达夫下意识里的一个痛处——他在十五六年前也打算盖一座塔样的楼，楼名叫做“夕阳楼”。郁达夫，对孙荃，对王映霞各有一段镂骨铭心的感情，镌刻成一种久久不能忘怀的记忆。难怪依云大声吟“红尘自有痴情者，莫笑痴情太痴狂”！
文末依云借用宋朝康王赵构的典故，说出西溪——又名“留下”。如此安排，意象纷呈，余韵绵绵。这“留下”两字有如水墨画中的“留白”，给读者留下无限想象的空间：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花鸟如斯，溅泪惊心，景随心变。当下晴雨，是晴是雨，是喜是苦，境由心生，亦作如是观。《西溪的晴雨》，对郁达夫而言，纵然物换星移，也足于让郁达夫“留下”——“缅怀及衍生诸多时空的联想”；对广大的读者来说，《西溪的晴雨》又何尝不是“留下”——“一个郁达夫生活侧面的晴雨表！”
读者诸君，你又想到什么？或者你也曾“留下”了什么？
值得一提的是，依云借助近年来拍卖行出现的郁达夫书法图录为研究对象，让其墨宝与读者来个近距离的、温馨的衔接。笔者同窗友好杜南发也从2008年4月27日北京中国嘉德春拍“风宦书画存珍”的图录中，发现1940年郁达夫写赠黄苗子的佚诗。我想从拍卖行的图录中去“淘宝”，或者是研究郁达夫的一个新方向。
郁达夫喜欢求签占卜。1939年1月1日他到槟城参加《星槟日报》的创刊盛典，公余之暇到极乐寺一游也求了两支签。依云的
《签里签外》相当详尽地分析郁达夫每次求签的动机和内在的心
理因素，甚至这些签卜暗示对他的人生处世，文学创作的影响。
《签里签外》通过郁达夫不同的文学题材，让读者理解郁达夫“成长环境形成的生理与心理因素”，表现在作品里的自怜自恋，自卑自贱，颓废迷惘，透露着“感伤的情怀和颓废的美学意向”，宛如“一朵临水哀伤的孤独水仙”（参见《水仙与手鼓》）。“在人文主义救赎意识的追求过程中，郁达夫无能自救，只有入世而他救”，南来宣传抗日，篇篇政论宛如鼓手敲击着“手鼓”（参见《水仙与手鼓》），鼓声咚咚，不啻惊雷，鼓舞着新马华人社会的抗战爱国热情。
《签里签外》从求签事迹的新视角切入，谱写了郁达夫精神世界的两面性。
《郁达夫最后两首诗作蕴含之谶语遗愿—试解》一文，诗人依云把郁达夫两首平平淡淡的七言诗，通过其性灵深处的妙悟，以及峰回路转地演绎出别样的精彩故事，让读者读出画外音：……既不是写于励志壮怀的情境下，而是朋友之间的嘘寒问暖交心之自然流露……第一首胡迈取典白居易元稹梁洲梦不愿鸡啼惊醒，是小我知己之情谊，而郁达夫回诗用典闻鸡起舞的献身报国乃大我胸怀，只是虚弱身体需要鸡啼来唤醒；前者希望沉醉在美梦中，后者却渴望在前线横刀立马，一副壮志未酬的激昂慷慨。另一首看似应酬之作，梅花枝头报喜，盼望抗战胜利的到来，其实蕴含更深的遗愿，谜底是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内心里感到苦闷因为自己实在不愿意像裤裆里的虱子，环境虽然湿润安全，但守在这片炎荒之地，而无所作为实在不甘心。
风檐展读，仿佛看见郁达夫拖着虚弱的身子，行走在域外孤屿，那可是一幅屈原苦吟图，也落实了他的诗句：“投荒大似屈原游，不是逍遥范蠡舟。忍泪报君君莫笑，新营生圹在星洲。”海外七年，异域殉难，如果说那是“一死何难仇未复”的悲剧性遗憾！不如说那是郁达夫“精卫填海”式的悲剧人生过程！
依云新著《水仙与手鼓》即将付梓，嘱余为序，却之不恭。秃笔一只，灯下随笔，聊草数语，不敢言序。且让我与依云，与广大读者，一起来读郁达夫吧！
我写《水仙与手鼓》
薛依云
自2018年4月，我开始断断续续写些阅读郁达夫作品的随笔文字，但由于才疏学浅，难以在课题上有所突破，本想就此停笔；期间承蒙新加坡文艺协会会长成君先生的鼎力支持，一揽选了十篇冠以《郁达夫研究》专辑之名，刊登在2019年5月份出版的《新加坡文艺》第126期，感谢深情厚谊，也算是圆了一段心思笔缘。至于后来再续写付梓成书，则是多位师友的勉励，他们觉得这系列随笔文字，有异于一般的学术论文，风格富有情趣可读性高，内容取材广泛是优点，但有时不免繁杂而失焦，谨作《后记》补拙，意在向读者衷心推荐郁达夫的作品，并把本书献给他，表达我最崇高的敬意，2020年也是郁达夫殉难75周年纪念。
《水仙与手鼓》，一共十九篇文字，分为三辑：
第一辑，共七篇，偏重感情内涵与人文情怀的视角。
第一篇：水仙与手鼓
从郁达夫的笔名，引申出Daff这名字蕴含着“水仙与手鼓”两个意象和谶语，来概括其独特的一生。
第二篇：孤独者的哀愁
从其代表作《沉沦》之自述式写作风格，以亲身经历和特殊的时代背景，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艺术世界里另一个真实的自我，勾勒出谁才是时代的孤独者，以及作为孤独者的哀愁，总结出文学的孤独本质。
第三篇：解读《西溪的晴雨》
通过欣赏散文名篇《西溪的晴雨》，带出立轴书法”“春梦有时来枕畔，夕阳依旧上帘钩”以及“新月已生飞鸟外，落霞更在夕阳西“等题诗，从中来解读其蕴含的深层爱情与亲情之感人故事，另添加对郁达夫书法欣赏的情趣。这《西溪的晴雨》何尝不是郁达夫的人生晴雨。
第四篇：醉酒多情与横刀立马
郁达夫的旧体诗，在一代五四文人中算是一绝，尤其名句“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最脍炙人口，特别能展现其才气纵横与任意恣情的率真与率性。笔者通过汇集他以“横刀立马”同类意象跨度近三十年的六首旧体诗，譬如写于1942年避难苏门答腊途中的“会当立马扶桑顶，扫穴犁庭再誓师”等诗句，让我们无限缅怀他横刀立马的英姿气概和爱国忘己的高贵情操。
第五篇：郁达夫的春-夏-秋-冬
介绍郁达夫带有“春-夏-秋-冬”四季寓意的散文和短篇小说各两篇，包括《春风沉醉的晚上》《北平四季-夏》《故都的秋》《微雪的早晨》蕴含的思想感情与时代意义。文章还透露郁达夫夏天常犯病，牵引出《灯蛾埋葬之夜》这篇散文，形容他就像一只扑火的蛾，在熊熊烈火中，燃烧着自己；他留下一些不灭的文字，依然散发着感人的温度，细看之间，还有几朵……几朵……飞跃的火花，迸发着亮光。
第六篇：花之物语
通过‘花‘这再自然普通不过的题材，来欣赏郁达夫三种文学体裁的花之物语。（1）散文名篇如《超山的梅花》《故都的秋》《小春天气》《江南的冬景》。（2）旧体诗如《车过临平》《自叙诗》《谢十万山人寄赠梅花图》《题悲鸿画梅》。（3）小说里的女主角-《迟桂花》和《马樱花开的时候》。我也借用《故都的秋》描述花的文字，来凸显郁达夫笔下女性的形象：“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出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儿落寞……” 。
第七篇：朝圣路上的漂泊者 –– 郁达夫与平山郁夫及佐藤春夫
以历史场景的两位朝圣路上的漂泊者来对比，一位是平山郁夫-1945年8月6日广岛核爆幸存者，后来踏上丝绸之路，专画佛教题材的著名日本画家，有《当代唐玄奘》之称；而历史镜头的另一边，也即13天后的1945年8月29日傍晚，郁达夫在避难的苏门答腊家居被召唤外出，之后就也没有再回来，他永远失终了，尸骨不存，留下人们无限的凭吊与怀思；他们的名字接近，都带有几分自我赎罪的色彩。郁达夫的一生写照与平山郁夫的绘画又何其相似，如同汹涌澎湃的海潮，在涨落交替之际，突然静止，这一瞬间的清逸，构成其绝美意识的原点。这篇文字的另一部份，是介绍郁达夫甚为崇拜的日本作家佐藤春夫，但后来因民族气节，而断绝关系。文章挑选写两个日本文化人，形象一正一反，旁侧点出郁达夫留学日本九年（1914~1922年）的背景，后来却成为抗日救国而殉难的革命烈士。
第二辑，共五篇，从平凡生活与交往事迹，了解其精神面貌。
第八篇：签里与签外
从郁达夫喜欢求签的现象和事迹，来探索其疾病叙事的文学创作特色之生理与心理因素，最显著的例子就是《迷羊》小说中的求签，登报寻人，忏悔与宗教情怀，进一步阐述郁达夫的人文主义救赎意识之形成与践行。
第九篇：《出走安庆》与《阻郁达夫移家杭州》
这篇文字的前部分，是介绍郁达夫三次到安庆及最后出走事件的解读。安庆这个地方是郁达夫的人生旅程与经历中是个重要驿站，譬如其文学创作中重量级作品，包括在国内完成的首部完整短篇小说《茫茫夜》，及后来的《秋柳》《茑萝行》及《迷羊》等，都取材自这段经历。在这期间，郁达夫也完成了学业，组织家庭，得到第一份正式的工作，从一名学子、人子，转型为人夫、人父的关键角色阶段。这篇文字的后部分，是随安庆出走事件的发展，引出郁达夫在上海与鲁迅密切交往的事迹，两人之间深厚的友情，衍生了《阻郁达夫移家杭州》的故事，作了解读。
第十篇：施蛰存写给郁达夫与王映霞的两首诗
从施蛰存缅怀郁达夫书法立轴自书龚自珍诗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引出交往情谊，以及前者与鲁迅一场笔战的文坛逸事；进而分析施蛰存之《寄郁达夫南洋》诗句的意思；同时介绍施蛰存《香港寰翠阁遇王映霞话近事为赋一章》诗意以及与王映霞交往情谊。从这两首诗也带出郁达夫与王映霞婚变传闻的一些时代社会背景。结尾以刘禹锡诗句的”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为这段乱世情缘作了点评。
第十一篇：《瞬息京华》与《乱离杂诗》事迹补遗
通过郁达夫翻译林语堂的《瞬息京华》的事迹经过，交代了两人交往的情谊，故事后来延伸到与李晓音的爱情故事。文章引述李晓音儿子张良华2012年在媒体对家庭传闻作了一些澄清与补充，以及2014年李晓音的女儿 Felicia Zhang 以英文撰写的长文《李晓音：郁达夫的情人或缪斯女神？》为事迹补遗。林语堂 “Moment in Peking” 书名有被翻译为《瞬息京华》或《京华烟云》，这“瞬息-烟云”既是谶语，也是一段生命的注释。
第十二篇：不辞客路三千里，来啖红毛五月丹：郁达夫与愚趣园
通过一次简单的文人雅聚，让当事人难以忘怀，后世传为美谈，其中固然有高山流水般真挚深厚的感人情谊，还有一段颠簸流离的时代风云故事；那是七十八年前的1940年6月16日，几位当代文人雅士，在韩槐准的《愚趣园》边啖红毛丹边聊家常国事，其中郁达夫留有诗云：“新亭大有河山感，莫作寻常宴会看”，意谓那是一次看似平常而非凡的聚会。后来郁达夫的忠实粉丝一代学者郑子瑜，在十四年后的1954年2月21日巧逢类似聚会，有感作诗：“佳果有须疑著笔，丽人无箸怅空滩。天涯聚散寻常事，留得诗笺仔细看”。另有小序自谓：“席间韩君出示达夫诗笺，忽忽十有馀祀，而达夫经已作古”。读来让人唏嘘。
第三辑，共七篇，捕捉其事物特色的生命形态，尤其是人生之重大转折与印记。
第十三篇：情缘与救赎 —— 郁达夫在1936年前后
在1936年前后发生的几件事，影响了郁达夫后来的人生运程。其中包括一段与弘一法师晤面求解的事迹，郁达夫自称年逾中年（四十岁），也有“跳禅”（出家）的念头，但毕竟两人性格不属同类。另一件事发生在1935年8月，时任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的郑振铎，打算聘请郁达夫教职，但当时的教育部长王世杰批驳认为“达夫的生活浪漫，不足为人师”而告吹，但郁达夫私底下仍与暨南大学的师生保持着不错的关系，时有来往。另有一件事也是发生在1936年（2月初），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器重郁达夫的才华，邀请他来闽工作，任省府参议兼公报室主任，期间少不了公私宴游酬酢，而让陈仪大失所望。这时的郁达夫在情场与官场中挣扎浮沉，最后选择出走南洋，其任职之星洲日报的同僚和文化友人，暨大背景的还蛮多，期间成立了南洋学会流传至今。新加坡在沦陷前他托姚楠把儿子郁飞带回中国请老上司陈仪代为照顾，年长后也上了暨南大学。我们不禁追思，真实的郁达夫，怎么就像是我们所认识的另一人。郁达夫于1939年~1945年在新加坡与苏门答腊期间所作的系列爱国救国行为，显然是为自己过去的任性，颓丧与沉沦，来续缘还愿和赎罪。我采取故事性的写法，溯源到1936年12月31日一次影响他一生那段没有对白的禅悟。
第十四篇：须知国破家无寄，岂有舟沉橹独浮？——郁达夫的最后人生选择
这篇文字在探索：为什么郁达夫会选择在印尼的苏门答腊西部山区小镇隐姓埋名，在这里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进而追溯郁达夫在那三年羁流的生活状态。我猜想郁达夫更多的时候是在临海的巴东，望着浩瀚的印度洋，想起写于20岁时的诗句“须国破家无寄，岂有舟沉橹独浮？”及“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神州泪暗弹”。而梦里的家乡，在另一头的千山万水的南中国海之外….。
第十五篇：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王映霞赴廖内端本学校乃散心说试解
作者尝试去了解这对让人羡慕的“富春江上神仙侣”，在离异前的情感状态及最后分手情景，即什么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期间王映霞赴印尼廖内端本学校是去教书寻求后路？还是纯属散心的说法。文章顺便也介绍了廖内群岛与新加坡的深厚渊源，以及创校有一百年历史的端本学校，现在还存在并且得到大力发展。
第十六篇：郁达夫最后两首诗作蕴含之谶语余愿——试解
郁达夫于1938年岁末离开中国到南洋，期间流离新加坡及苏门答腊达七年之久，继续积极投身抗战活动，1945年9月17日在日本投降之际，惨遭日本宪兵杀害于荒郊野林，让后人唏嘘不已。同样让人怀念的还有：他最后有没有留下什么遗诗？或其中有否可能蕴含什么谶语？我找到郁达夫写于1944年的《胡迈来诗，会有所感，步韵以答》：“故人横海寄诗来，辞比江南赋更哀。旧梦忆同蕉下鹿，此身真似劫余灰。欢联白社居千日，泪洒新亭酒一杯。衰朽自怜刘越石，只今起舞要鸡催”。以及写于1945年春的《题张乙鸥画梅图》：“十年孤屿罗浮梦，每到春来辄忆家。难得张郎知我意，画眉还为画梅花。” 文章解读了其中与关联人的深厚情谊，以及蕴含着耐人寻味的谶语。
第十七篇：从铃木正夫的郁达夫研究说起
‘郁达夫之死’历来有诸多附会揣测而成为历史悬案，其中较具权威的说法是铃木正夫的《苏门答腊的郁达夫》这本研究专著，提出日本宪兵队长下令勒杀，而执行任务的宪兵事后逃遁无踪以致无法对证，而让这种解释显得含糊而暧昧。我企图另辟思路厘清这段历史大场景：（1）从涉案者的身份探索这批日军的特殊背景，惊人发现其中有涉及日军南京大屠杀及新加坡肃清行动将官战犯的影子，（2）与郁达夫一起从新加坡逃难到苏门答腊的这批文化报人，实际上另负有地下活动的政治任务，并成立了‘同仁社’，他们同属于中共文化系统的南方局阵营，懂得如何与日军斡旋免遭杀生之祸。一介文士的郁达夫，虽然隐姓埋名，但却在台面上公开活动，难逃日本情报网的搜猎；我认为与其定性说郁达夫是冤死，不如说他早已留下遗书，舍身就义。纵观郁达夫短暂的一生，他沉沦过，毁灭过，但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赤子之心，从未改变过，直到牺牲的那一刻，依然激情四射，身负国恨，毁家纾难，抗战烈士，实至名归。揽读相关资料，惨然失语，撸袖奋起，谨作补遗一篇。
第十八篇：郁达夫与虎豹别墅的一段逸事
新加坡虎豹别墅景区，有座“挹翠”牌坊，上有一对长句楹联：“爽气自西来放眼得十三湾烟景，中原劳北望从头溯九万里鹏程”，其两侧还有一对短句楹联：“天半朱霞云中白鹤，山间明月海上清风”，下署郁达夫撰句，于民国二十九年，也即1940年，那是郁达夫流落新加坡三年期间，留下的珍贵文学瑰宝之一。
第十九篇：郁达夫的新加坡印记
综合了学术界的研究，我胪列了郁达夫南渡的主要原因，以及他在新加坡留下的印记，达到任何一位‘南来作家’无法媲美的高度。包括（1）他是对新加坡最具影响力的五四新文学作家与文学推动者。（2）活跃扮演文化中转站的作用。（3）郁达夫在新加坡的政论时评发挥巨大影响力。（4）积极投入领导抗战的社会活动家。（5）临危不惧机智掩护华侨。（6）一脉相承的文艺论点。文中我也引述郁达夫曾对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讲了这么一句名言：“我不是一个战士，只是一作家。I am not a fighter，but only a writer）” 为此曾引起一场风波，以至后来被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除名开除。其实1938年以后的郁达夫在南渡放逐中，重新发现和定位了自己的位置，开始从边缘走向中心，这或许就是郁达夫式的自我放逐。我以为这时的他，显然不仅是名作家，更是一名战士。
中国比较文学学者贾植芳曾在陈其强于1989年编著的《郁达夫年谱》序文中说：“郁达夫是一位饱读洋书而又最具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品格和气质的中国现代作家，但他毕生命蹇，不见容于中国社会，他被加上“颓废”、“浪漫”、“放荡” 、“色情”各种恶号，无论在新旧社会，都受到新老理学家的蔑视和歧视，是一个所谓有争议的人物”。但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经过一代学者的努力，郁达夫的作品逐渐成为热门研究课题，尤其是加入郁达夫在南洋的新元素，论者多能予以较高及公允的评价，我们很欣慰看到这样的发展趋势，这远去的背影终于又重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薛依云写于2019年8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