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最后两首诗作蕴含之谶语遗愿–试解
（一）
郁达夫于1938年岁末离开中国到南洋，期间流离新加坡及苏门答腊达七年之久，继续积极投身抗战活动，1945年9月17日在日本投降之际，惨遭日本宪兵杀害于荒郊野林，让后人唏嘘不已。同样让人怀念的还有：他最后有没有留下什么遗诗？或其中有可能蕴含什么谶语的吗？
笔者最近读到郁达夫写于1945年春及1944年的两首遗诗，发觉竟然和1940年重庆故人问好，以及1939年3月5日《毁家诗纪》刊登后，新加坡文化同仁以诗劝说的情谊有关。
（二）写于1944年的《胡迈来诗，会有所感，步韵以答》
故人横海寄诗来，辞比江南赋更哀。旧梦忆同蕉下鹿，此身真似劫余灰。欢联白社居千日，泪洒新亭酒一杯。衰朽自怜刘越石，只今起舞要鸡催。
这首诗写于一九四四年于苏门答腊，郁达夫原注是：“迈来诗，会有所感，步韵以答”。
这位胡迈即胡浪曼，是郁达夫在新加坡《星洲日报》工作时的同亊兼诗友，两人时有唱和。在新加坡沦陷日本侵略前夕，郁达夫选择逃离，胡迈则留下，艰难度日。两人分别近两年，音讯杳然，意恐凶多吉少。胡迈忽闻郁达夫仍在苏门答腊的消息，大喜过望，成诗一首《闻达夫在苏岛诗以寄之》 托人传递，表达思念情怀：
铁马金戈动地来，仓皇烽火出亡哀。悠悠生死经年别，莽莽风尘万念灰。天外故人差幸健，愁中浊酒且添杯。今宵愿有梁州梦，吩咐晨鸡莫乱催！
第一句是写郁达夫在烽火连天的新加坡出逃时的仓皇落魄，读来心悲鼻酸。第二句写郁达夫逃亡后的一年多里，竟犹如石沉大海，生死未卜；而自己在沦陷的鬼蜮世界忍辱偷生，未免万念俱灰。第三句写忽得知故人郁达夫仍然健在的消息，喜出望外；在这国难深重的岁月里，自己也经常借酒浇愁，今天特为挚友敬祝一杯，衷心祈祷。第四句写目前虽不能与挚友欢聚，但期望今晚梦中与挚友同游，因而嘱咐雄鸡千万莫要早啼，以免惊醒一场好梦。
诗作多用典故加强语意内涵，譬如宋朝辛弃疾的“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唐朝白居易的“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南唐李煜的“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
其中最感人的是引用“梁州梦”的故事。
话说唐朝元稹写了一首《使东川-梁州梦》，记述他在梁州做了一个梦，与白居易等友人同游长安名胜，小序云：“是夜宿汉川驿，梦与杓直、乐天同游曲江，兼入慈恩寺诸院；倏然而寤，则递乘及阶，邮使已传呼报晓矣”。七言绝句如下：“梦君同游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里游。亭吏呼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梁州！”而在元稹写此诗的同一天，白居易也作了一诗，题为《同李十一醉忆元九》：“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筹。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唐人孟棨《本亊诗》提到对于白居易与元稹的这种匪夷所思的心灵相通的深情厚谊大加赞誉，认为如此朋友已达登峰造极的境界。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在《三梦记》一文中也记载其事。
而胡浪曼诗作相关部分之大意是这么抒写的：我愿今晚睡觉时，像唐朝的元稹那样有一个梁州梦——他在梦中与挚友白居易一起同游长安名胜，该是何等快乐；我也期待在梦中与你一起同游新加坡或苏门答腊，借以慰藉长期分别的思念。为此我特意痴心地吩咐司晨的雄鸡：切莫尚未天亮，就此起彼伏地乱啼，以致惊醒我与好友郁达夫同游偕乐的好梦。
白居易与元稹是生死不渝的挚友，两人的唱和诗达数百首之多，堪称古今第一。胡迈以元稹自比，把白居易当作郁达夫。他诗作第七句中的“梁州梦”，即取自上述元稹的诗题。第六句中的“天外故人”，即源自上述白居易诗第三句中的“故人天际”。郁达夫一九四四年在苏门答腊收到胡浪曼的诗，既欢亦悲，百感交集，即有原注：迈来诗，会有所感，步韵以答：“故人横海寄诗来，辞比江南赋更哀。旧梦忆同蕉下鹿，此身真似劫余灰。欢联白社居千日，泪洒新亭酒一杯。衰朽自怜刘越石，只今起舞要鸡催”。
诗作大意是说：老朋友远道寄来的一首诗，横跨海峽到我手里。惊喜之馀，立即捧读，颇觉诗中辞句，比庾信《哀江南赋》还要伤感哀怨。自己长期匿居苏门答腊，回首往亊，如浮雲飘散，又似梦幻远逝。追忆逃亡漂泊的艰苦万状，慨叹大难不死，幸存劫后馀生。特别怀念在新加坡的日子，委婉抒发自己虽然被迫匿居，远离抗日前线，仍旧念兹在兹，心系祖国光复事业，此志不渝。
郁达夫作诗也爱用典故，譬如“旧梦忆同蕉下鹿，此身真似劫余灰”，前句出自《列子-周穆王》：“郑人有薪于野者,遇骇鹿,御儿击之,毙之。恐人见之也,遽而藏诸隍中,覆之以蕉,不胜其喜。俄而遗其所藏之所,遂以为梦焉”。亦是借用其兄郁华（字曼陀）的“发覆任亡蕉下鹿，安闲自睹橘中棊”以及“何日溪桥重握手？披蓑闲话劫馀灰”，劫馀灰是佛教谓劫火后馀留的灰烬，泛指大灾难后的残留物。
最有意思的胡浪曼提到元稹与白居易的“梁州梦”，而郁达夫见胡诗提到晨鸡催啼，也巧妙引用了东晋的祖逖和刘琨共约“闻鸡起舞”的故事。
这刘越石即刘琨。唐朝李白诗云：“君即刘越石，雄豪冠当时”。（金）元好问亦云“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在永嘉之乱后，刘琨据守晋阳近十年，抵御前赵。期间他与祖逖一起担任司州主簿时，感情深厚，共有建功立业的远大理想。一次半夜，祖逖听到鸡叫，便叫醒刘琨说这是老天在激励我们奋发图强，起而舞剑强身。
而郁达夫在这首诗中相关部分是这么抒写的：我向来豪气冲天，有意向恢复中原的刘越石为学习，但可惜自己身体状况已大不如前，渐衰老朽。比较明显的征象就是：每天早晨起身舞剑，还要雄鸡一再啼唤催促。
说起郁达夫和胡迈（字浪曼）诗中流露的深厚情谊，还得回叙一个故事，以便更深刻了解两人何以如此推心置腹。故事的背景是1939年3月5日郁达夫在香港《大风》旬刊第三十期发表了《毁家诗纪》，详细记述了他与妻子王映霞婚变的过程。同情者说诗词情辞哀婉凄恻动人，持异议者则认为用词尖刻，不留余地，一时舆论哗然；其中有新加坡作家李西浪以诗代信劝说题为《柬达夫伉俪》，续有胡迈唱和《赠达夫先生步西浪原韵》，胡迈时任《星洲日报》编辑，是郁达夫刚任职报馆的同事，赏读后也赋诗相劝：“富春江上神仙侣，夫婚安贫不作家。东壁图书嗟劫火，南荒风雨又胡笳。总明偶斗阴符课，坭污何伤并蒂花。寄语诗人应自惜，红妆相伴到天涯”。
较后郁达夫即以《抵星洲感赋》作复：“生同小草思酬国，志切狂夫敢忆家？张禄有心逃魏辱，文姬无奈咽胡笳。宁辜宋里东邻意？忍弃吴王苑里花？不欲金盆收覆水，为谁憔悴客天涯？”。大意是说这次到新加坡来，旨在报效祖国，在海外开辟抗日救亡的文化宣传基地，准备全身心投入，实在无暇罔私顾家；这次南来不是为了逃避自己家庭婚变而导致的耻辱，原本自己打算一人單枪匹马南行，无奈王映霞呜咽诉求，于是不念旧恶才联袂同来；他与王映霞结褵多年，从未有负于她，而她却多番辜负，即使这样，真不忍心抛弃曾经刻骨铭心深爱的女人；如今两人裂痕已深，我心灰意冷，犹如铜脸盆泼出去的水，不想也不能再收回。扪心自问究竟又为谁奔波憔悴，从遥远的柤国不辞劳苦地跑到这天涯海角的新加坡来呢？
我们可从这几首诗的表意得到这样的理解，即早在1938年岁末郁达夫初到新加坡之始，他已对婚姻不抱奢望，而是决心投入抗战事业。1940年3月两人协议离婚，5月王映霞回到中国。尤其胡浪曼的一番好意祝愿，郁达夫一直感怀于心，没齿难忘。
（三） 最后一首写于1945年春的《题张乙鸥画梅图》
话说一九四零年三月，在中苏友协的一次文艺集会上，一群老朋友计有老舍、郭沫若、王昆仑、孙师毅等人聚集重庆，一人一句写成一首联诗，寄给新加坡的郁达夫:“莫道流离苦，天涯一客孤。举杯祝远道，万里四行书”。郭沫若在诗后附以短简:“达夫: 诗上虽说你孤，其实你并不孤。今天在座的，都在思念你，全中国的青年朋友，都在思念你…….”。郁达夫于一九四零年四月作复“得渝友诗柬，谓余尚不孤，实则垂老投荒，正为儇子辈诟谇。……”并回了一首诗“万里倦行役，时穷德竟孤。关门无令尹，谁问老聃书”。
据说六年后，即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某一天，有人寄一张诗画影印照片给郭沫若，画为倒垂梅枝，时方著花，有一画眉栖息枝端，是为《题新云山人画梅》 诗题是：
十年孤屿罗浮梦，每到春来辄忆家。难得张郎知我意，画眉还为画梅花。
诗后有署字附注“乙酉春日苏门啸隐书”。郭沫若看后，在此画印件记下几行字: “郁达夫题画梅诗。乙酉乃一九四五年，达夫以此年秋遇难。张郎为谁? 惜信遗失，无可考见”。
一九六七年新加坡《南洋文摘》四卷八期有文章记载，提到诗题实为《题张乙鸥画梅图》。据说这是郁达夫遗世所写的最后一首诗，这首诗有留下什么谶语遗愿吗？
诗句“十年孤屿”泛指郁达夫南下七年流离在新加坡（12.1938~2.1942-星洲）与印尼苏门答腊（2.1942~ 9.1945），“罗浮梦”– 这罗浮山位于广东东江北岸盛产野梅而得名，“罗浮梦”即梅花般的梦。郁达夫在《题悲鸿画梅》用过这典故：“花中巢许耐寒枝，香满罗浮小雪时。各记兴亡家国恨，悲鸿作画我题诗”。
而画眉的典故，出自《汉书-张敞传》“然敞无威仪，时罢朝会，过走马章台街，使御史驱，自以便面拊马。又为妇画眉，长安中传张京兆眉抚”。此以张敞比张郎，亦巧妙比喻作这幅画的张乙鸥。
“画眉还为画梅花”，这题材寓意《红梅报喜》，常用于一般的花鸟画。梅花之清雅俊逸，高洁忠贞的风度，冰肌玉骨，凌寒留香的气节，给人以立志奋发的激励；另在严寒中，梅开百花之先，独天下而春，因此梅又常被民间作为传春报喜的吉祥象征。而画眉鸟，其人文寓意为：机敏、进取，踏实、责任等，点睛描眉，一鸟独秀，寓意热爱生活。这幅画的题材亦饱含抗战胜利在即的美好盼望与祝愿。
笔者以为真正留给后人之谶语遗愿，应该是诗后附注的“苏门啸隐书”，或许明眼的读者也看出来，这也可能是苏门答腊隐居长啸的“双关语”。
但也有学者指出这“苏门啸”典出《晋书》卷四十九〈阮籍列传〉。记载说有位隐士孙登，孑然一身，居住汲郡北山中，夏天编草为裳，冬则披发自覆。名士阮籍到苏门山，向他请教终古及栖神导气之术，但孙登大笑而不回一句话，阮籍只好离开；走到半山，听见孙登一声长啸，犹如鸾凤之音，这就是所谓的“苏门啸”，亦比喻高士的情趣。后人唐孟浩然有诗云“风泉有清音，何必苏门啸”。清初诗人施润章亦有留诗：“华阳高万仞，日在谷中阴。却愧苏门啸，倥间鸾凤音”至今仍在山民当中流传。
笔者以为郁达夫留下“乙酉春日苏门啸隐书”之句，若考虑当下1945年的时局与诗人个人处境，显然不会有如此这般闲情逸志，而这“隐书”除了指流亡隐居巴爷公务小镇来书写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含意吗？
笔者再读《晋书》卷四十九〈阮籍列传〉的“苏门啸”后续故事，终于读出其中的画（话）外音。且说阮籍那次回去后，便写了《大人先生传》，文字大意是说：世人所说的君子，只修法度，只行礼义。手拿圭璧，脚踩绳墨规矩之内。行为要成为当今的模式，言论要成为后世的法则。年幼时在乡党中称颂，长大后声闻于邻国。在朝廷要做三公，在郊野也不失为九州牧。偏偏没看见一群虱子钻在裤裆缝隙里，逃到深缝中，藏在破棉絮内，自以为那就是最好的住宿了。行动不敢离开衣缝的边缘，活动不敢离开裤裆的空间，自以为完全合乎规矩绳墨。然而炎夏热浪如火，烤焦了它的城邑，毁灭了它的都市，而这群虱子还住在裤裆中不能出来。现在的君子处于规定的区域之内，与那裤裆中的虱子有什么两样呢？
阮籍的《大人先生传》是对魏晋时代之虚伪礼法制度，予以激烈斥责与辛辣嘲讽，他称这些人都是禈中虱子。笔者从“苏门啸隐书”得到提示，猜测郁达夫或是借用《大人先生传》的故事，化朽木为神奇，来譬喻自己（和同路人）隐居苏门答腊山中的穷乡僻壤无所作为，这和裤裆里的虱子又有什么差别？至于诗句“难得张郎知我意”，算是一个谜面索引，谁才是真正的张郎？当然是读懂诗画的人。
（另，查悉作画的张乙鸥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武吉丁宜（Bukit Tinggi ）时任中华学校校长，乃当地华人圈子文化人，与郁达夫应该有日常交往，画图题诗也在情理之中。这武吉丁宜也即当时日本宪兵驻扎地，离郁达夫居住的巴爷公务 Payakumbuh，以及最后遇害的丹戎革岱 Tanjong Getah 在三五十公里的距离范围之内）。
（四）谶语遗愿情未了
回看郁达夫的一生，好似潦倒漂零没有舵楫的孤舟，“十年孤屿罗浮梦，每到春来辄忆家”，这罗浮梦里，动辄忆家的诗人，在1945年8月29日离开住家后，始终没有回来…..。郁达夫走的非常突然，我们今天细读他留世的最后两首诗作，其中有什么“话/画外音”吗？它是否蕴含着些什么谶语遗愿情未了？
这两首诗作显然是朋友交心嘘寒问暖的自然流露，而非写于励志壮怀的情境下；其奇特之处，在于投荒星洲流亡苏岛多年的郁达夫之爱国之心，依然不减，炽热澎湃。
第一首胡迈写给郁达夫的诗，取典白居易与元稹的《梁洲梦》不愿鸡啼惊醒，凸显小我知己之情谊；而郁达夫回诗用典《闻鸡起舞》乃献身报国的大我胸怀，只是身体虚弱需要鸡啼催醒；前者希望沉醉在同游共欢美梦中，而后者却渴望在前线横刀立马，一副壮志未酬的慷慨激昂。
另一首题画诗，抒怀梅花枝头报喜，看似应酬之作，盼望抗战胜利的到来，其实亦藏深意，谜底引向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借寓表达了内心里感到苦闷难受，因为自己实在不愿意像躲在裤裆里的虱子，环境虽然湿润安全，但独守炎荒僻野之地，无所作为，心有不甘。这儿女情长，英雄气短，或渴望何时能像李贺诗云“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那样驰骋沙场。
郁达夫写下“乙酉春日苏门啸隐书”之前的农历正月初一，早已立下一份遗嘱。“余年已五十岁，即今死去，亦享中寿。天有不测风云，每年岁首，例作遗言，以防万一…”。显然已置生死于度外，慷慨从容。既无嵇康广陵绝响之声，亦无高渐离击筑之意，更无荆轲和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之悲凉。
郁达夫失踪离世前这两首看似平淡无奇的诗作，谁料到其中竟然蕴藏着他炽热澎湃之报效祖国与渴望抗战胜利到来的遗愿。他确实不仅是位名副其实的作家，更是一位高贵情操和光辉形象的战士。
写于2018年6月22日
小注：摘录自2019年出版的《水仙与手鼓：献给郁达夫》（文学随笔论文集）
